文/李志新 孟俭红南京股票配资平台
战争动员，是指国家或政治集团为应对战争，使社会诸领域全部或部分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的活动，分为全面动员和局部动员，目的是将战争潜力转化为战争实力，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满足战争需要。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想尽各种办法，组织动员敌后根据地各阶层、各领域民众加入统一战线队伍，使抗战人员及物资不断走向战场，从而支撑了这场伟大的战争。
何以动员：“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敏锐地认识到打败日军的基本途径是动员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战，主张“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98页）眼看日军侵华加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5年8月1日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24页）面对日本在华北不断制造事端的态势，中共中央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264页）
怎样动员全国民众呢？中共给出的答案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560、564页）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判断“此时倭与我无开战之利”，为应对事变计，采取部分动员的方略。中共中央对事态判断更加清醒，在7月8日《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提出，“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迎战……我们要求全国人民，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5页）即不但要动员全国军队抗战，还要动员全国人民援助抗战，只有民众与军队同时动员，才能叫全面动员。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再次强调“坚决抗战的方针”，并提出“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等一整套办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46页）
８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制定了“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的方针，把战时全面动员归纳为人力、物力和智力的动员。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新中华报》也发表《全国总动员》的社论，指出：“中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是持久的战争。须要有充分的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的动员，而财力物力的充实，必须依靠四万（万）七千万人民的抗战热忱，我们应该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原则下，来进行各方面的动员。”（《新中华报》1937年8月29日）之后，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关于战争动员都是按照“战时全国总动员”这个基调进行的。如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在第一次征收救国公粮的动员文件中就指出：“我们在边区的抗战，是全面的、全体人民的抗战，因之，不仅在军事上来动员，就是在经济上、文化上也要动员起来，来适应新的战争环境。”（《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第44页）
与中共全面动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在动员民众方面做得不够，被各界诟病为“片面抗战路线”或“无民抗战”。淞沪会战期间，《大公报》社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指出：“火线两三里内没有民众，其情可原；甚而连离开火线十里至二十里都无民众——就是有也都是些老妪与小孩。这样情形使在前方作战的我们不知遭遇了许多不应遭遇的困难。”“我们这次对敌人作战，是我们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家都知道这次战争应该是全民抗战，但实际上的情形竟成了‘无民抗战’！本国的军队在本国领土内与外敌作战，竟如荒岛行军，看不见民众。有了民众的行动，却是敌人的奸细！”［《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10月11日］因此，中共认为国民党战场上的失败主要为“只依靠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不发动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主要的是不发动人民参加抗战……这种军民不一致的办法，只有使军队的抗战陷于孤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第50页）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写《论持久战》。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更是从战略高度论述了全面动员民众的意义：“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拼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绝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关系是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毛泽东特别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0页）毛泽东把全民动员看得比先进武器更重要，认为战时全民动员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他进而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1页）
可见，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全面抗战动员的核心。发动起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就能凝聚成压倒日本侵略者的强大力量，这些力量不断走向战场，和军队紧密配合，就会取得抗战最终的胜利。
人力动员：“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
打仗一靠人二靠武器，主要靠人。毛泽东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5页）为此，中共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生等多个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对民众进行动员，保证了抗战的基本兵员和民众后援。
中共首先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毛泽东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0页）提高抗战意识，激发抗日热情，强化民族心理，坚持抗日第一、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日军暴行，批判投降妥协倾向，弘扬抗日救国民族精神，彰显中国抗战地位，展示抗战胜利前景等，是中共对民众政治动员的主要内容。报刊宣传、标语传单、戏剧歌曲、诗歌绘画、文化启蒙、节庆纪念、鼓动演讲、塑造英模、组织诉苦等，是中共对民众政治动员的主要方式。动员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斯诺评价道：“华北乡间的无数农民都第一次被组织起来，受革命观念的教导，达到某种程度的政治和经济解放。他们现在为中国抗战构成了一个比绵延的堡垒和堑壕还要机警和有伸缩性得多的活的屏障。……他们是中国动员起来抵抗法西斯恶性病侵略的康健的细胞。”（《斯诺文集》（3），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74页）
军事动员是抗战动员的核心，充足的军事力量决定着战争的走向及结果。中共中央1937年8月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抗战要进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9月，八路军总部下达《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八路军在各地要努力直接去扩大我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去加入八路军”，参加中共领导的自卫队、游击队。10月29日，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部队进行地方动员工作的指示》，要求用最高的热情进行地方工作，创造抗日的根据地，争取在两个月内扩大部队1.2万人。1939年4月，中央军委和中央青委又提出“使青年成为扩军的主要泉源”。（《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475页）
◆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在太原成立。
各抗日根据地遵照党的指示，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参军动员工作。山西忻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后，当地党组织领导组建抗日义勇军，群众报名2000余人。山西孝义县不到两个月就有3000名青年走进八路军行列。1940年2月，晋西北行署决定进行“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四大动员。在扩军动员中，规定只要不是顽固分子，不分阶级成分，人人有权参军参战。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全区参军者达1.5万人。太行抗日根据地“村村住过八路军、户户出过子弟兵”，是八路军的重要兵源地，抗战期间共有11万多人参军参战，河北涉县全县14万人左右，参军就达1.6万多人。除了直接参军，许多农民还被动员参加了抗日武装团体。到1942年底，胶东区有民兵8.5万人，青年抗日先锋队员3.94万人，抗日游击小组1.69万人，普通自卫团26.1万人。到1943年10月，胶东区民兵人数占根据地人口总数的4.35%，自卫团员人数占根据地人口总数的19.8%，两项比例数均为山东省第一。
在肯定广大民众参军抗日积极性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动员农民参加抗日是极其艰难的，并非一宣传鼓动农民就报名去了战场那么理想化。多数农民是用功利的心态应对革命，有些农民更是不断地在不同性质的武装组织之间转换身份，以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和家庭的利益。就参军动员而言，的确有部分农民积极响应中共号召，加入武装斗争的行列，但相当多的人因为其他原因而参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黄镇对山西襄垣县39个新战士调研发现，真正为抗日而来的仅占10%，为优待而来的占20%，因为生活无法维持的占25%，为暂时谋生的占10%，因家乡被敌人侵占无家可归的占10%。（《黄镇文集》，友谊出版社1994年，第134页）加之某些不良动员方式的存在，使得农民采取逃跑、隐匿、装病、分家等多种方式规避参军，与村干部发生纠纷，甚至与革命政权发生冲突，给参加动员造成巨大困难。
因为中共武装抗日护佑其安全，经济上又得到根据地政权的实惠，因“报恩”而参军是许多农民朴素的初衷，利益权衡仍然是其走向战场的最终考量。尤其是1940年末至1942年，在日军连续的“扫荡”和“清剿”下，根据地处境持续恶化，战争的残酷和随处可见的死亡，使动员参军的难度更是加大。在难以动员普通群众的情况下，组织上便要求干部和党员带头。晋冀豫区党委要求一般支部要有十分之一，模范支部要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党员参军，并以能否完成扩兵工作作为检验各县工作优劣的第一个标准。普通群众也以舆论“逼迫”党员和干部带头参军。这样的带头是起作用的。如山东莒南县某基点村，为完成一个班的扩军任务忙了十多天没有成绩，就在党内开会检讨为什么不成功，最后归结为没有干部带头。在次日的村干会上，县区干部趁机动员，结果有9人报名，包括7个村干部，其中6个是党员。由于党员干部模范带头，推动了整个扩军工作，第一批就动员了50多名。1942年末到1943年初，河北涉县开展扩军运动，在党员杨学廷的带动下，小曲峧村32个青年报名参军。
◆参军入伍的河北平山青年。
减轻负担、改善生活是军事动员的有力助推。通过减租减息、组织生产，改进税收政策，贫苦农民从中获益，生活得到改善，抗日热情不断提升。1942年冬，河北涉县将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与动员参军工作相结合，从12月27日至次年1月7日，12天扩兵694人。在涉县五区清债大会现场，有8个青年报名参军。更乐村实行减租清债后，解决了许多农民的债务，赵小垂、江故林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赵小垂和兄弟都报名参军，江故林把独子送到前线，几个青年还因不符合条件哭求让其参军。太行区1944年参加主力师的新战士中，70%是减租减息后的翻身农民。
拥军优抗、减轻劳役是军事动员的重要辅助。发放“优抗粮”是对生活贫困抗属的物质优待，华北各根据地在抗战中后期大多确立了较为规范的粮食优待制度。助耕、代耕是革命政府对生活困难抗属的劳力优待，可以解除抗属的农活压力，让参军人员没有后顾之忧。抗战后期，各地对抗属优待逐渐由发放粮食向帮助其“发展生产、建立家务”转变。1945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出“拥军优抗”指示，表彰模范抗属。山西阳北县南宜固村模范村长王源组织开展“优抗”工作，半年中优待布3丈、手巾1条、鞋3双，无偿犁地70亩，割麦84亩，锄地40亩，并免去无劳力抗属的抗战勤务，每月代抗属写一封家信，许多青年纷纷表示要到南宜固参军。
在伟大的抗战中，敌后根据地广大妇女、儿童也被动员了起来。晋绥根据地妇女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学会降敌制敌的方法，更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山西兴县乔家沟妇女自动练习室内爆破，大门上、织布机上、炕洞里都是练埋雷的好地方。一些地方妇女儿童积极熬硝、扫硝、挖硫磺矿，为造雷提供原料。三分区妇女参加爆炸运动普遍较活跃，仅离石县张家庄等6个自然村就有108名女民兵，刘家山17个女民兵。她们不但学埋地雷、做爆发管，而且配合男民兵上山埋地雷、抬担架、查户口。有的妇女还卖了自己织的布去买地雷。在1945年敌人的夏季攻势中，离石、临南妇女听到大批八路军及伤员即将经过，立即主动为他们蒸馒头、做菜、洗衣服、做鞋，晚上还挑灯为抬伤员的担架照明。山东沂蒙根据地明德英用乳汁救伤员更是拥军抗战的典型例子，像她这样的红嫂在沂蒙大地还有很多。
中共也注重对儿童的动员，发挥他们对抗战的特殊作用。周恩来指出，“儿童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要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借助环境营造，将抗战动员融入到儿童学习生活中。除了儿童使用的课本、刊物，校门、校道、教室、宿舍等日常空间都被纳入抗战动员的范围。除悬挂“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卧薪尝胆”等标语，历史上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祖逖等名人像也出现在学校等公共场合。在宣传动员下，很多父母将孩子送去抗日。山东沂水县朝阳官庄村的王步荣听说二儿子在战场上捐躯后，又将14岁的小儿子送上战场，并带动整个村庄出现母送子、妻送郎的感人参军场面。不少八路军小战士作战英勇，不怕流血牺牲。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警卫连战士陈永福，1943年曾孤身一人斩杀多名日军军官和特务，最后一次潜入敌占区执行任务时壮烈牺牲，年仅16岁。
◆列队的儿童团。
没有参军的儿童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支持着这场民族战争，如带路、站岗放哨、搜集传递情报等。1942年10月的一个早晨，河北省平山县滚龙沟的阎富华，一边放牛一边站岗放哨。当发现东山顶信号树倒下时，让伙伴赶紧通知驻滚龙沟村的晋察冀日报社人员转移，自己留下监视敌人，不料被敌人抓住，逼其带路寻找报社人员和物资。阎富华为给报社争取转移时间，领着日军转悠了好几个小时，日军得知上当后用刺刀将其挑下悬崖。阎富华壮烈牺牲，年仅13岁。根据地类似阎富华的小英雄还有许多，根据他们的事迹创作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震撼了无数国人，传唱至今。
以上是华北根据地的简要动员情况，华中根据地的动员工作同样如火如荼。时任苏皖区党委书记刘瑞龙1940年9月指出：我们的“中心工作应当是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要“把最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到工救、农救、青救、妇救、抗日儿童团，特别是自卫军里面去，要为完成中央指示的组织五百万群众、两百万自卫军而坚决的奋斗”。（《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第36-37页）194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布《关于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决定》，指出“正确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从组织上团结根据地内一切抗日的人民共同抗日，为目前工作之中心一环”，各根据地内的地方党与部队党要“切实组织根据地内人民的大多数，特别是工农、青年、妇女、儿童、劳苦群众的大多数，要组织到80%以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第316—317页）各根据地为达成组织“人民大多数”这一目标，采取了多种策略。动员的效果，叶剑英1944年6月在延安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谈话中给予了肯定，华中敌后战场的8个抗日根据地“包含政令所及的人口3000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50%；有组织的民众900万，占我根据地人口30%；不脱离生产的民兵50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1.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345页）
物力动员：“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
打仗不仅靠人，更靠强大的作战物资和后勤保障。整个抗日战争中，我军始终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与日军作战，经常因物资得不到充足保障而严重影响战斗力。中共的解决之道依然是动员民众，毛泽东指出：“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2页）依照此指导思想，中共除组织民众开展生产自给外，多次对民众进行经济物资动员，鼓励民众积极捐物捐钱，改善前线士兵生活，供给前线物资需求。除日常农业及少量工业生产外，征粮征物、劳役运输、支前慰劳均是物力动员的主要内容。
◆八路军部队和机关人员自己缝制衣被。
生产和征集粮食是最大的战争动员。对我抗日军民而言，战争最大、最基本的消耗是粮食。随着战争的持续，各敌后根据地的环境越发严酷，粮食供给愈发紧张，生存一度成问题。为此，必须在增加生产上想办法。晋察冀边区实施《垦荒单行条例》和《兴办农田水利条例》，在开荒修滩、开渠灌溉、修建梯田、兴修水利、改进工具、创新农作技术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并成立农村合作社，发展互助组，大力增产。到1940年9月，北岳区一年之内共造成浇地37530亩，增产约187650斤粮食。太行抗日根据地1941年积极参加春耕运动，五区22个县开垦荒地33700多亩，超出原计划两倍多。晋西北行署于1941年颁布《春耕条例》和《修正垦荒条例》，制定垦荒优惠政策，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恢复。兴县群众1941年增加新耕地共31665垧，产粮38169.5石。粮食产量的增加，不仅满足了各根据地群众需要，也有力支援了根据地部队和前线部队。
抗战中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最大规模的一次战时生产动员，上至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下至普通民众都参与其中。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生产自救、自力更生的号召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大生产运动成效显著，为中共渡过严重困难、巩固抗日政权、支持敌后长期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群众不仅成为有组织的群众，还形成了依托组织实施集体动员的能力。如河北安国县第四区农救会，把为部队征集军鞋、毛巾、食品等保障物资，以及石油罐、生铁、铜等军需生产物资作为本组织的主要工作，有力支持了抗日武装。据晋绥区1939年春的不完全统计，他们募捐的物资有：鞋58799双，袜子20650双，枣15410斤，白面7526斤，鸡子11963只，猪724头，羊1076只，山药蛋10120斤，慰问信6998封。晋察冀边区妇女在一年中，募集鞋295700双、鸡4616只、蛋53500多个、猪羊782头，钱5535元，其他物品40万件。
◆正在开垦荒地。
不管是持久战还是游击战，军鞋作为战略物资是必不可少的，但华北敌后的八路军赤脚行军和上战场是平常事。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妇救会在华北农村动员妇女做军鞋，成效显著。据不完全统计，北岳一、二、四分区1938年9月至1939年3月，妇女共做军鞋122238双。仅1939年“三八”节时，岢岚、五寨等11县妇女共缝军衣3.6万套，做军鞋4.25万双。临县一区妇女于1943年8月不到半月时间完成军鞋1900双。为保证质量，华北农村妇女在鞋底上标上自己名字，所在小组组长检验后，交给村妇救会把关，她们认为“军队在前方为老百姓打仗，不做好鞋就没良心”。“子弟兵母亲”戎冠秀领导的平山县下盘松村所做军鞋是远近闻名的“名牌鞋”，戎冠秀经常告诫妇女：“子弟兵就跟咱们家里的孩子兄弟一样，咱们给孩子兄弟们做鞋都是结结实实的，给子弟兵做，也是那样。”华北农村妇女以一双双精致布鞋作为慰劳品，表达了深爱人民子弟兵之情。
从《抗战日报》《中国妇女》的报道中，可以发现各根据地妇女都参与了拥军支前。陕甘宁边区妇女做活换公粮来买救国公债，有的妇女每日少食一餐，将节省下的粮食上缴政府。神府一区妇女在秋收百忙中挤时间缝冬衣做军鞋，于中秋节热烈慰劳军队。山西兴县魏家滩模范纺妇贾花蝉寄赠前方将士鞋2双、衬裤1条、毛巾1条、肥皂1块、红领章21对，并在慰问信里写道：“全靠你们在前方打住敌人，保护我们安安静静的纺花织布，过好生活。东西不多，可是礼轻情意重。”晋察冀边区平西抗日根据地马栏村洗衣队在1939年曾洗衣270多件。涞涿县妇救会宣传委员赵莲田，家中只有二亩半地，再没别的，却把最心爱的一对耳环献给了政府。
◆戎冠秀组织妇女做军鞋。
1940年秋冬，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开展了“寒衣代金”商民动员，筹措边币40万，以解决前线战士的过冬棉衣问题。陕甘宁边区条件恶劣，募捐40万元寒衣代金颇为艰巨，主要面向城市商人及绅富募集，且当年不再征收营业税。募集过程中，边区政府建立了相应的激励制度，如“乐捐在五百元以上的边区政府给予奖章，两千元以上的八路军总司令部给予奖章”，还对募捐成果突出的分区及地县的商号进行登报表扬。安定（子长）县完成任务较好，最后募捐所得13060元，超过既定计划3060元。盐池县原定完成寒衣代金21000元，最终完成21153元的募捐任务。需要说明的是，国民党也推行过寒衣募捐运动，国民政府早在1938年即成立了全国征募寒衣委员会总会及各省分会。但是，随着国民政府加大对民众运动控制的力度，其民众动员政策日趋保守，全国寒衣总会于1942年最终被解散。两相比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在局部执政的历史机缘下社会动员的效能。
毋庸置疑，敌后根据地的抗战动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动员不动摇，形成了一套合乎时代特征、行之有效的动员方法，使“走向战场”这一动员目标落到了实处，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创造力和执行力。
参考文献：
1.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
2.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晋绥妇女战斗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3.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战争动员问题研究》，《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3期
4.王亓文：《中国共产党山东抗日根据地群众抗战动员研究》，沈阳工业大学2023年硕士毕业论文
5.侯晋哲、杨建中：《青年与抗战：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参军动员》，《军事历史》2023年第1期
6.张宝通：《“寒衣代金”：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商民动员》，《档案》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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